谁不变，谁出局

­­­­­­­——与陈光祖先生谈汽车产业“变”的视点

题记

陈光祖先生是我国汽车行业的资深专家，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的他依然非常关注中国汽车产业，每每在博客上发表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见解与思考。采访陈先生，正如阅读他的博文，一位具有汽车行业深厚历史积淀的睿智长者向你娓娓道来，如饮醇酒，久而弥笃。采访中，陈先生反复强调，中国汽车产业要发展，就要敢于求变，不断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汽车产业，同时也对汽车人才工作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相信这必然会给我国汽车行业带来启迪。

                                                        ——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新闻部 

记者：2008年到来了，这将又是我国汽车产业不平凡的一年，一个多变的年头。您曾经多次强调，进入新世纪，国际汽车产业的重大特点就是一个“变”字，您能说说这个“变”字的出因和动力吗？

陈光祖：近来，我是在汽车界一些场合强调过汽车产业的一个“变”字，但这不完全是我的“发明”，这是从比尔·盖茨那里学来的。

比尔·盖茨说：“微软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可以说微软的惊人成功，归结于一个“变”字。在知识经济社会到来之时，社会、企业、人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变”是21世纪人类社会明显的共同特征，“变”成为推动社会转折发展动力的规律，汽车产业也是一样，而且是一种变化无端很典型的产业，传统汽车的极度扩展，已给人类社会带来正面和负面两极分化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已经迫近人类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如果不很好地去“变”，那么汽车的神话就会破灭。

记者：按您的说法，好像汽车产业对社会贡献的作用在不断地降低，这和我们过去常说的汽车是“改变世界的机器”这种崇尚的评价有出入，您对此变化有什么看法？

陈光祖：是的，是在变化，而且向降低作用方向变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改变世界的机器”这种称号从哪里来？它是从198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TI）的“汽车研究计划”小组，组织了14个国家的54位专家、学者，用5年时间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于1992年出版的，书名就是《改变世界的机器》，因而大家都以此为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在20世纪，汽车产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给世界装上了轮子，使整个世界跑得更快，但重要的是由于推广了汽车产业的一整套生产经验，总结出“精益生产方式”，这不仅成为推动汽车产业发展的动力，而且对全世界各行各业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推行精益生产方式，从而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汽车产业自身的界限，可以说这种影响是带有世界性的，精益生产方式至今仍然在全球各行各业的管理领域中，起到它的应有作用。但要说明，它仍属于传统性汽车产业大规模生产范畴，以产品为导向的产物，而进入信息年代，汽车产业兴起一种按定单生产方式，即要做到客户需要什么车子，你就生产供应什么车子，要以人为本，更加个性化，这就需要许多高科技产业和新型的管理理念的介入，精益生产自身也在变化，也在发展之中，否则就难以完善按定单生产方式的全面深入实施。面临着这种生产方式转型的变化和冲击，汽车将不再是改变世界的机器，在21世纪恰恰是将成为被世界改变的机器，我这种评估汽车产业作用地位的变动，无疑是由于时代急剧变化所推动的，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记者：我理解您的说法，您把汽车产业的变化提升到理论说法的高度，可能还有许多问题要探索，现在我们进一步谈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汽车产业发展模式，它的表现在哪里，它和上面讲述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有着什么内在联系，也可以说中国汽车产业要实施什么模式问题？

陈光祖：总体来讲，国际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也可以说大家都是按着同一个趋向或同一模式在发展。当前，全球汽车产业都以节能减排为中心，大家都往这方面努力，只是努力的程度，达到的水平有不同，而不是总体目标上偏离。所以说，模式是一种可以共同遵循的，可以被广泛借鉴，并具有一定汽车理论和可操作的范本。因此对模式要求很高的，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用得太多太滥，把模式作用庸俗化。东一个模式，西一个模式，中国汽车产业就有几十个模式，这是不真实的，也是无法遵循的。但要实现一个共同遵循的模式和方法或方式是可以多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你能达到实现模式的要求，就不要硬性规定要用什么方法。

在汽车产业领域有两个典型实现模式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一个是丰田汽车公司，一个是前苏联汽车产业。我讲讲他们的故事，在二战后，丰田汽车濒临破产，但丰田汽车是不服输的，要争扎着活下去。怎么办，丰田喜一郎赴美考察，意图吸取经验重振丰田，到美国后在福特、通用公司参观和实习，当时福特洛河工厂，大约1分钟就有一辆车下生产线，工人场地和生产规模无比庞大，这与丰田当时情况有着天差地别，丰田喜一郎感到丰田没有能力按美国生产方式办，哪有那么多资金、那么多市场供丰田发展，丰田要走自己的路子，然后再去赶美国，于是丰田一步一步地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路子，总结出闻名于世的丰田生产方式；一是前苏联汽车工业，在战后，由于战胜国关系，苏联经济很快恢复，汽车工业也蓬勃发展，像那时能成套支援一汽那样繁重的任务，没有相当实力基础是不行的。在上世纪50年后期，苏联开发许多很成功的汽车，像吉斯110高级轿车、吉姆、伏尔加轿车都很不错，可是后来岁月，由于苏联和东欧体制剧变，内乱以及汽车产业自身结构的改进几乎停顿，于是走下坡路了，以至于原来是中国人的汽车老师，现在却倒过来了。90年代初苏联前汽车部长和“拉米”（苏联国家汽车研究院）前院长到北京考察中国汽车工业，这可以算是苏联汽车高级权威人物了，汽车零部件部分我负责接待，他们开始有点傲气，可能仍受到当年的成就和对中国汽车工业低估引起的，大家相互交流了汽车和零部件工业状况后，他们开始有了新的理解，他们用二个多月时间到上海、湖北、江苏、贵州等地实地考察，回来后又进行交流，这下我感到他们的态度和兴趣有很大变化，他们说：想不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发展这样快，已经超过了苏联，你们南京的火花塞工厂比苏联的专业化水平高出很多。由此可见是丰田敢于实践，敢于变化，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路子，而前苏联是固步自封，原封不动，什么也不变，于是没落了。

至于中国走什么特色的路子，我们还没有看出明晰的路线，因为中国汽车产业结构太复杂了，需要一个实践过程，外资，国企，民营企业像“三国演义”那样，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已构成今后的三方比较稳定的博弈局面，这不会是短期的，而可能相当长时间存在下去，我们需要长期的作战准备，要有长远的谋略，在极为复杂、变化无常的竞争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子。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那样，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记者：十七大一个重大论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汽车产业是不是也建设一个创新型产业呢？

陈光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汽车产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应当认真建设创新型的汽车产业，这是汽车产业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要内容，要努力改变汽车产业增长方式，改善产业结构，提升汽车产业素质，从加强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入手，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很有必要。

我的观点是，要建设创新型汽车产业，先要建设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开始，这是建设创新型产业的重要基础。那么什么是汽车产业的创新型企业呢，可以用5种企业划分标准来分析就比较容易，也便于评估。

第四等企业是劳力，现在我们还占较多比重；

第三等企业是卖产品，现在已经占主流地位；

第二等企业是卖技术，现在已经在一些重点汽车和零部件企业中获得进展，包括国内、国外技术交易。

第一等企业是卖专利，现在已有很少汽车和零部件企业做到了，往往是技术转让和专利买卖联在一起；

超级企业是卖标准，这是最高等级，现在应该说我们基本上还不具备能达到国际公认可以达到国际汽车和汽车零部件标准制定水平的企业，而现在跨国汽车企业往往是利用标准，实行技术垄断，进而实行市场瓜分的目的，是一张看不见的手，很厉害。

我认为，汽车和零部件企业达到第二等级企业标准基本上可算是创新型企业，达到第一等级企业标准就可列入创新型企业行列，至于达到超级企业标准，这毕竟是极少的，可算是优秀的创新型企业了。

记者：您用五种企业标准划分认定创新型企业标准比较新意，似乎既有定性概念，也有一定量的概念，大家可以试试。但大家现在都提要搞创新，人才是第一要素，要尽快培育人才，是一个汽车产业创新的关键问题，您对此有何想法？

陈光祖：这个问题是你们研究会专长，我研究很少，但有两条意见可供你们工作参考。

一是加快海归人才的聚集，前一段有不少海归人才回国创业，这包括海外的，港、澳、台的，都受到热情欢迎和接待，对汽车产业一些重点技术领域作出贡献，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不够的，还尚需要有一种机制，使之形成一种潮流，让更多的海归人士出现，这将对汽车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一些重要单位有时放一种“内部电影”，我记得有一次看一部“我家在台北”电影，讲的是当年台湾经济兴起时，急缺人才，于是大批海归人才回到台湾创业的经历，是很动人的。我印象很深的是在结尾时影幕上出现“国泰”两个大字，一些年青人叫喊怎么看半天是“泰国”片。因为那时在台湾还是沿用老大陆时代，文字排列是从右读到左，正和现在相反，其实是“国泰”，“国泰”是台湾重要的影视公司，我们年青人缺乏经验，看成是“泰国”了。正是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张思谋先生回台湾创业，参与台湾新竹高新科技园建设，在大家的努力下，台湾经济得到振兴，成为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所以要设法建立起一种面向吸收海归人才机制，使大批“海归”人才能涌入汽车产业，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特别是汽车产业初期的创新工作极为重要。我知道在底特律汽车产业工作的华人有5—6万人，是一批非常好的财富，我和他们接触过，不少人是愿意回国的，一些企业也去活动，当然“单干”效果有，但不会太大，要有更好的组织，实行集体化行动就好了，在底特律有不少华人联谊会，可以联络起来，更好活动。

再就是当前急需培养一批高能力的高层决策人才，来引导各个层面人才的培养，团队的建设。汽车产业创新需要科学、技术、管理三方面人才，各种人才都需要，但当前急需要一批领军式人才能对发展汽车战略能做出正确决策，后面工作就好办些。我记得一次在日本交流时，日方教授讲了一个企业经营的方式，给我很深印象，即企业决策×工作效率=企业效益。如果就你的决策不当或失误，那么后面的工作效率越高，企业效益的负数越大，只有把企业的决策摆正了，大家努力工作，企业的效益就越来越好。所以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情况十分复杂，千变万化，一定要认真研究每一个企业的前景决策，这对汽车企业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讲，管理人才是促使科学和技术人才发挥更好作用的促进力和执行力。科学是有理论依据，讲究方法，技术是使科学知识产业化的艺术，是现实的，而管理是智能的运用，方法不一，但可评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通用公司有过赶超日本汽车的决策，但这个决策是失当的，他们认为美国有科学、技术的优势，日本人会管理，工作有条不紊，美国可以发挥科技优势去赶超日本。通用公司在美国中部田纳西州，新建搞一个很现代化的工厂，我参观过确实在技术上可以超过日本，名叫“土星计划”，但花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而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后来他们总结经验，认为科学、技术、管理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把它分开就不会有好效果，管理往往是一种先行的动作，有助于科学、技术更好实施，日本人就是这样做取得成功的。所以后来美国三大公司领导总结经验后，认为“只有学日本，才能赶日本。”但日本人却十分骄傲地说，你可以向日本学习，但不会成为丰田第二，因为丰田很多秘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到的，日本人叫“黑盒子”，我想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一定会破译到的。

记者：最后，我们想请您对汽车人才研究会工作，有什么好意见？希望您不要任何保留地提出来，我们十分欢迎。

陈光祖：我在上面讲了，我对人才问题，了解研究很少，一时想不出什么点子，但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想通过这次访问机会，向汽车界高层人物推荐，请他们在百忙中多翻翻，是有好处的。这本书叫《硅谷禁书》（共2册），是美国查尔期·哈尼尔著作，最近中译本已在各大书店出售。

《硅谷禁书》初版是在1912年面世，这本神奇的书，不到几周就在大众眼里消失，1933年再次出现，命运更糟，仅数天被查禁了，直到70年后的2003年才被解禁，重见天日。《硅谷禁书》为什么屡遭查禁，有的说是很多商人不愿看到大家一起发财，联合起来查禁的，有的说是教会的力量从中作梗导致的。但一本好书是不易被查禁的，在纽约出现一种奇特现象，手抄本在一些人手中悄悄传阅，很受到人们狂热追求。当时比尔·盖茨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看了《硅谷禁书》后，毅然中途辍学从商，短短几年，一个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软件帝国诞生了，那就是“微软”；美国顶级的知识型企业——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也是受这本书极大影响，带领自己不足千人的小企业快速步入金光大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

《硅谷禁书》是一本财富成功学，哈尼尔通过自己实践体验，将成功之道凝结成一条条切实可行的经典法则，读过此书的人发现从中得到不少秘诀，它可以让你获得全新的能量，让你获得巨大的财富，让你获得成功，以至一些害怕这本书广泛传播的人，认定它是一本疯狂的“魔鬼的文字”。不管是出自交恶还是误解之情，都是对世人的一种漠视与愚弄，但欣慰的是一本好书是封不住的，最终还是不得不被解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看和读这本神奇的书。

书中讲道：“世间万物都在变，没变的只有变化。”作者接着写：“这样的一场人类历史革命，正改变所有人的观念，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分信仰。然而，有的人能够端正态度，有的人对此不屑一顾。今天，科学为我们揭示出无穷尽的资源，无数种可能，展现出那么多的令人吃惊的力量。”比尔·盖茨无疑是受到哈尼尔启迪，而提出微软发展之道的。我也是初看到这本书，更深地揭出“变”字之道的秘密之处，倘若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社会都不去变，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正在被主流社会所抛弃，这是不是巧合，不敢说，但作为一种规律，使我从书中受到更多的益处。